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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宗主教(英語:Patriarch of Lisbon)或稱為拉丁禮里斯本宗主教,是天主教拉丁禮教會的宗主教。里斯本宗主教與東儀天主教會的宗主教不同,他們是直接被教宗任命,而不會先由總主教和主教選舉產生,再由教宗任命。現在的里斯本宗主教是領銜性質,並沒有宗主教之實權。
里斯本宗主教由1716年起升格為宗主教,其之前是里斯本總主教。宗主教教座設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里斯本主教座堂。宗主教管理的教區是里斯本宗主教區。
以下除了列出里斯本宗主教外,還列出之前的主教。
由於711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被穆斯林入侵並佔領。因此,主教一直空置。
里斯本天文台(葡萄牙語:Observatório Astronómico de Lisboa)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座天文台,位於阿坎塔拉區。里斯本天文台自19世紀以來即在國際天文學界得到評價。1992年,里斯本天文台獨立出里斯本大學。自1812年開始,在現天文台所在地就已經有天文台存在。
曼努埃尔二世(全名曼努埃尔·玛丽亚·菲利佩·卡洛斯·阿美利奥·路易斯·米格尔·拉菲尔·加布里埃尔·贡扎加·法蘭西斯科·德·阿西西·欧仁尼奥,葡萄牙語:Manuel Maria Filipe Carlos Amélio Luís Miguel Rafael Gabriel Gonzaga Francisco de Assis Eugénio;1889年11月15日—1932年7月2日),葡萄牙王國末代国王(1908年—1910年在位),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次子,綽號為愛國者或不幸者。1908年卡洛斯一世与葡萄牙王储、曼紐的哥哥路易斯·费利佩被激进的共和派刺杀身亡,曼努埃尔二世即位为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在1909年获英國國王爱德华七世授予嘉德勋章。
曼努埃尔二世即位后,极力寻求保存布拉干萨王朝对葡萄牙王國脆弱的统治,于是在即位当年遣散了独裁者若昂·佛朗哥和他领导的整个内阁,邀请海军上将阿马拉尔组阁,并邀请复兴党、进步黨参加。这被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称为一次巨大胜利。在他统治的两年时间,七次改组内阁,政局一片混乱,终于在1910年10月3日晚爆发了革命,曼努埃尔二世的宫殿被轰击,他于10月5日被废黜并于当天逃亡到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曼努埃尔二世后定居英国伦敦。
1913年9月4日,在锡格马林根与霍亨索伦公主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结婚。没有子嗣。
曼努埃尔二世是一位藏书家,并写了一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文学指南。
曼努埃尔二世于1932年7月2日逝世于英国托维肯汉姆。由于他没有子嗣,他认可布拉干萨公爵杜阿爾特·努諾为他的继承人。
阿爾科拉演習(葡萄牙語:Exercício Alcora、南非語:Alcora Oefening)或簡稱阿爾科拉是南非、葡萄牙與羅德西亞於1970年至1974年間組成的秘密軍事同盟。阿爾科拉(Alcora)是葡萄牙文「Aliança Contra as Rebeliões em Africa"」的簡寫,意為「對抗非洲叛亂的聯盟」。
阿爾科拉演習的官方目的在調查出流程與方法,讓三國間能協調努力來面對其在南部非洲領土的共同威脅。直接的目標是對抗非洲的革命運動,特別是打擊葡萄牙安哥拉及莫三比克殖民地中的游擊隊,以限縮這些運動對西南非及羅德西亞的外溢影響,並準備在葡萄牙、南非與羅德西亞三國領土內應對非洲鄰國敵對政府派出正規軍的入侵。
葡、南、羅三國指揮部自1960年代中期便有非正式軍事合作,而阿爾科拉是其正式化的結果。阿爾科拉係保密同盟,對外都稱呼為「演習(exercise)」而非同盟或條約,其原因乃來自葡萄牙政府的壓力,後者出於國內外政治因素,擔憂會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與羅德西亞少數民族政權扯上關係,這與葡萄牙官方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實施的種族平等政策相違背。
葡、南、羅三國透過阿爾科拉演習,一同在安哥拉獨立戰爭、莫三比克獨立戰爭、南非邊境戰爭及羅德西亞叢林戰爭等衝突中一同作戰。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阿爾科拉隨之瓦解,而安哥拉和莫三比克不久後也獲獨立。
葡萄牙语姓名通常由一个或两个名字和几个姓氏组成(通常两到三个,其他较少见)。第一个姓氏通常是母姓,而最后一个姓氏是父姓。
为了实用,通常只有最后一个姓(不包括介词)才用于正式的问候语或科学论文索引中。但是在名单中,排首位的名字用于排序,而不是姓氏 。已婚妇女可以将伴侣的最后一个姓氏添加到自己的姓名结尾,但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且越来越少见。男性也存在这个现象,不过很罕见。
葡萄牙语命名系统非常灵活。葡萄牙法律规定一个孩子需要至少一个名字和来自父母任一方的至少一个姓氏,不过现在只有一个姓氏很罕见。法律还规定了全名最大长度:最多两个名字和四个姓氏。 这个规定通常不会强制执行,四个以上姓氏的人也是有的。
从历史上看,通常女孩会随母姓,男孩随父姓。例如达伽马和卡塔琳娜·德阿塔伊德(Catarina de Ataíde)结婚,六个儿子姓达伽马,还有一个女儿姓阿塔伊德。现在在老年人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姓氏组合的兄弟姐妹也屡见不鲜。
往上继续添加,就是可选的第二个名字或其他父母亲的姓氏,最多可以有两个名字和四个姓氏。这些规定有时也会被打破,特别是旧贵族起名时。通常母姓在父姓前,父姓在前亦可。 如果父亲不明,或者不承认孩子,就只会使用母姓。起名可以使用其他祖先的姓氏,即使这些姓氏不是父母姓名的一部分也可以。父母需要证明这些姓氏是由他们的祖先使用的。
大多数葡语者在日常和职场中只使用他们的最后一个姓氏(通常是父姓)。中间姓氏或两个姓氏的组合使用也很普遍。
全名与大部分西欧地区一样,即以名字起头,其次是可选的一个或多个中间名 ,再次是母姓,最后是父姓。例如:
一个人常常不会用他/她的最后一个姓,特别是在这个姓非常普遍的时候。例如,Silva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所以Aníbal Cavaco Silva通常被称为“Cavaco”,而Ayrton Senna da Silva则被称为Ayrton Senna。
有些葡萄牙语姓氏由两个词组成,不带连字符,但不是复合姓氏,因为它们不是组合两个姓氏的结果。相反,这些单词构成单个逻辑单元。这些包括地名(例如Castelo Branco),宗教信仰(例如Espírito Santo,Santa Rita)或其他表达(例如Corte Real,Mil-Homens)。这种情况下,两个单词都必须被提及(例如作家Camilo Castelo Branco 「不」被称为Camilo Branco,按字母顺序排也是“C”开头),并且它们在计算姓氏数时被视为一个姓氏。
中间名(不是首末位的名字和姓氏)和后缀可以缩写,但通常不会缩写首位名字和末位姓氏。一个例外是作家Ruben A.,他的完整名字是鲁本·安德森·莱特昂(Ruben Andresen Leitão)。又例如:José E. C. Lima(Jr.)。这与西班牙语不同,西班牙语姓名母姓在后。例如:Norberto García C.。
在葡萄牙,已婚妇女有两个名字和六个姓氏并不出奇。两个来自母亲,两个来自父亲,最后两个来自丈夫。另外,某些名字可能由多个单词组成,因此一个完整的女性名称可以有超过12个单词。Maria do Carmo Mão de Ferro e Cunha de Almeida Santa Rita Santos Abreu 在已婚妇女中并不奇怪。Mão de Ferro(铁手)和 Santa Rita(Cascia的圣Rita)只算一个姓。在这种情况下,Santos Abreu 可能来自她的丈夫。
在葡萄牙,越来越流行给孩子四个姓氏,因为这样一个孩子可以拥有每个祖父母的姓氏。在葡萄牙和巴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潜意识的选择,因为贵族家庭曾经拥有大量姓氏。(例如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 (也被称为葡萄牙的佩德罗四世 )全名为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若昂·卡洛斯·泽维尔·德·保拉·米格尔·拉斐尔·约阿金·若泽·贡萨加·帕斯科里·塞皮拉诺·塞拉菲姆·德·布拉干萨波旁(Pedro de Alcântara Francisco Antônio João Carlos Xavier de Paula Miguel Rafael Joaquim José Gonzaga Pascoal Cipriano Serafim de Bragança e Bourbon)。他的儿子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全名为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若昂·卡洛斯·利奥波尔多·萨尔瓦多·贝比亚诺·弗朗西斯科·泽维尔·德·保拉·莱奥卡迪奥·米格尔·加布里埃尔·拉斐尔·贡萨加·德·布拉干萨波旁(Pedro de Alcântara João Carlos Leopoldo Salvador Bibiano Francisco Xavier de Paula Leocádio Miguel Gabriel Rafael Gonzaga de Bragança e Bourbon)。简单起见,大多数葡萄牙人有两个姓氏。
在葡萄牙单姓氏是罕见的,通常用作当父母姓氏相同时避免重复,如安东尼奥·桑托斯·桑托斯(不过这也是合法的名称 )。在巴西,单姓氏在非葡萄牙移民社区很普遍。
葡萄牙语名称具有标准拼写,因为名称被视为常规名词 ,因此符合葡萄牙语的正字法规。许多名字的拼写通过时代和正字法改革而演变;同时,古代形式的名字仍然存在,尽管它们被认为是当前拼写规则的拼写错误。在巴西和葡萄牙有效的AcordoOrtográfico (“Orthographic Agreement”)在第11节( 专有名词 )中指出: Os提名própriospersonativos,locativos e de qualcal natureza,sendo portugueses ou aportuguesados,serãosujeitosàsmesmas regras establishelecidas para os nomes comuns。 (“ 人类和地名专有名词,如果是葡萄牙语或并入葡萄牙语,则符合与普通名词相同的拼写规则。”)。
在葡萄牙,给定的名字有一个标准的拼写,被认为是规范(即使是非现代人物),规则也是依法执行的。在葡萄牙共和国管辖的“Instituto dos Registos e do Notariado”规定了有关名称的规定。有一个定义的允许名称列表; 拼写错误和古代形式(例如Luiz是Luís的古老形式; Felipe是Filipe的拼写错误),通常不允许包含外来字母的名字k,y,w。然而,注册古代形式的老年人继续使用它们(例如Manoel de Oliveira - 现代拼写将是Manuel)。关于姓氏,没有法律限制,许多人继续使用古代的名字拼写,如Athayde(现代形式Ataíde),Telles(现代形式Teles)。
在巴西,没有关于名称的法律,当父母向当地的民事登记 机关 ( 民事登记 ) 报告儿童的诞生时,只会禁止淫秽或荒谬的名字。菲利普[古代和传统],菲利普(Fellype)[幻想]),许多古老的拼写与正交正确相融合,甚至与花哨的正字法(Filipe [目前的正字法下唯一正确的形式])。 国际灵感的名称是常见的,带有不寻常的字符“k”,“w”和“y”(Katya,William),与巴西发音不符的变音符号(Desirée,发音为Desirê)或不存在葡萄牙语(Thaïs),保留他们的外国发音(罗斯福)或不是(Giovanni)的双字母,无声信(如前所述的Desirée和Thaïs),以及旨在听起来不同于正字法规(Juan)的字母如果希望以西班牙语的形式发音,汉娜,如果最初的“h”意图作为一个愿望)。父母可以组成任何类型的名字,英文或法文“风味”的后缀通常用于给外国人引用他们的后代的名字,例如男孩的“-son”和女孩的“-elly”(Deividson,Jéferson ,Joeldson,Maiksson,Andrielly,Marcelly,Nadrielly,Nathyelly等)。巴西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种现象。
历史人物的名称必须遵循目前拼写规则拼写: 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 不写成Luiz de Camoens ;文塞斯劳·布拉斯·佩雷拉·戈麦斯(Venceslau Brás) 不写成Wenceslau Braz ;托马斯·安东尼奥·冈萨加(Tomás Antônio Gonzaga)不写成Thomaz Antonio Gonzaga 等
可以在葡萄牙姓氏中使用的前置词是 da、das、do、dos 和 de,例如Maria da Cunha,José das Neves,Joana do Rosário,Luís dos Santos,Gabriela de Sousa等,意思是“来自”或“的”。 da 、dos 之类的词是de 和定冠词的缩合形式(o 、as 等)目前的葡萄牙语习惯将它们写成小写 。与意大利姓氏不同,这些词通常不是复合名称的一部分,即“Sousa”与“de Sousa”没有区别,两者都按字母顺序排列在“S”下。因此,不应该将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称为Da Silva 先生,而是Silva 先生。连词 “e” (和)也是常见的,例如“Maria Costa e Silva”。最常见的是复合姓氏。这种情况下,该人应被视为“Costa e Silva女士”,而不是Silva女士。
例如José Santos Almeida 和Maria Abreu Melo 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可能只是Joana Melo Almeida (姓名+母姓+父姓)。然而,他们可以给她起两个名字,例如Joana Gabriela ,并以各种方式结合他们的姓氏,如Joana Gabriela Melo Almeida , Joana Gabriela Abreu Melo Almeida (两个母姓,一个父姓),Joana Gabriela Abreu Santos Almeida (一个母姓,两个父姓),甚至是Joana Gabriela Abreu Melo Santos Almeida (各两个)。也可以使用不属于父母名字的姓氏,但仅限于祖辈未传下来的姓氏。最后Joana Almeida 很可能会是她的常用名。然而,她的父母可以决定改变姓氏的顺序,并叫她Joana Almeida Melo 等。在这种情况下,她可能被称为Joana Melo 。
这个规范最为众所周知的例外是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他经常被称为多斯桑托斯总统(Presidente Dos Santos),甚至葡语者和葡语媒体也是这样称呼(尽管在葡萄牙,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总统(Presidente Eduardo dos Santos)更常见)。
按字母顺序列葡萄牙语名单时,通常使用「全名」。使用者主要是学校或官方文件。因为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喜欢使用多姓组合,或者根本不用最后一个姓氏。因此,很难按照本人使用的姓氏来排序。典型名单例如:
然而在电话簿或参考书目等处,偏向于用(最后一个)姓氏:
连词和词缀都不计在内,例如“da”和“Filho”。即使没有用连字符分隔,已知的全名也是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的。当不知道全名时,应该使用姓氏。正因如此,在葡萄牙姓氏的列表中,例如电话簿中,有许多错误。例如:
如果葡萄牙语的名字已经被吸收到不同的文化中,那么这些规则可能会改变,例如英语国家。例如,在美国 ,许多葡萄牙人自18世纪以来移民到新泽西州和新罕布什尔州 ,按字母顺序排列时使用“da”和“de”作为姓氏的一部分。葡裔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被称为姓Dos Passos,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葡萄牙语昵称常通过插入指小中缀-inh 或者-it 在名称中最后的元音前形成。例如 Teresa - Teresinha (“小Teresa”), Carlos - Carlinhos (“小Carlos”)。有时也通过将zinho/a 或-zito/a 添加到当前名字来形成昵称。例如, João - Joãozinho (“小João”),Sofia - Sofiazinha (“小Sofia”)。
也可以使用指大后缀,例如“Marcos” - “Marcão”(“大Marcos”)。
其他做法包括重复音节(Nonô - Leonor,Zezé - José)或者直接缩短长度(Fred - Frederico,Bea 或Bia - Beatriz)或是提炼(Manel 或 Mané - Manuel)或是取部分(Beto - Alberto 或 Roberto,Mila - Emília 或 Camila)。也可能会出现缩短和添加后缀的混合(Leco - Leonardo)。有时外语昵称也用于相应的葡萄牙语名称(Rick - Ricardo ,Maggie - Margarita)。大多数名字都有一个或多个标准缩写。
一些典型的葡萄牙语昵称 (标*的几乎仅在巴西使用):
昵称加上后缀-inho / -inha(意思是“小”),会有更强烈的保护或亲密感,例如Chiquinho(来自Chico,Francisco的昵称),Xandinho(来自Xando,Alexandre的昵称),Zequinha (来自Zeca,José的昵称)。
在巴西,最近的移民 - 特别是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和日本人 - 通常只给他们的儿子父姓。虽然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由于同化,这种命名习惯也在渐渐变为葡萄牙语传统的命名。
今天可以找到使用两个意大利姓氏(如“Guglielmo Bianchini ”)或两个日本姓氏(如“Sugahara Uemura” )的人,这在意大利很不寻常,在日本更是不存在。来自不同非葡萄牙裔的两个姓氏同样不罕见,如巴西名人“ Sabrina Sato Rahal ”,分别是日本和阿拉伯姓氏。特别常见的是德语 - 意大利语组合(例如Becker Bianchini),尤其是在南大河州。
西班牙语习惯是使用父亲和母亲的家族姓氏,但与葡萄牙语顺序相反。但几乎所有的本土出生的西班牙裔巴西人都是按照葡萄牙语的顺序命名的。
二十世纪移民后代发展出一种具体的起名方式:他们只使用他们父亲的姓氏和两个名字,第一个是葡萄牙语的名字,第二个是他们父亲的原始国家的名字。
这种模式在日本和叙利亚-黎巴嫩移民的后代中使用最多。所以人们可以找到像“ Paulo Salim Maluf ” 这样的名字, Paulo 是葡萄牙语的名字, Salim 是阿拉伯的名字, Maluf 是他父亲的姓氏;或者是“Maria Heiko Sugahara” ,其中Maria 是葡萄牙语的名字, Heiko 是日本名字, Sugahara 是她父亲的姓氏。这种做法使得该人在社会上称作“保罗·马卢夫 ”或“玛丽亚·菅原” ,在移民圈内称作“萨利姆·马卢夫” 或“菅原彦子” 。
这种做法在圣保罗很常见。婚姻减少了这种起名,但是当父母和母亲属于同一种族时,通常使用这种做法。年轻一代倾向于使用父亲和母亲的姓氏,从而给他们的儿子(如Paulo Salim Lutfalla Maluf 或Maria Heiko Sugahara Uemura” )提供了四段姓名。
葡萄牙最常见的50个姓氏:
根据从各种社交网站提取的名字的大规模研究,巴西最常见的姓氏是:
据Público 报道, 葡萄牙2008年出生的105,000名儿童中最常见的名字是:
根据IBGE ,2010年巴西最常见的名字是:
根据Certidãode Nascimento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14年巴西十大最常见的名字是:
根据“ 芝加哥风格手册” ,葡萄牙语姓名由该名最后一个要素进行索引 ,这种做法与西班牙语姓名的索引不同。
麥哲倫探險隊又被稱做麥哲倫-艾爾卡諾探險隊,是指在16世紀,由葡萄牙探險家斐迪南·麥哲倫策劃和領導的西班牙帝國海軍探險隊,希望能夠發現串聯大西洋到太平洋、西班牙到東亞的海上航線。麥哲倫探險隊最初由五艘船組成。根據各種估計,整個船隊共有235名至280名士兵和水手組成,例如編年史家安東尼奧·皮加費塔便在船上。最終麥哲倫探險隊完成尋找前往摩鹿加群島之西行航線的主要目標,並橫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完成歷史技術上首次環遊世界的航行。
1519年,探險隊從西班牙出發,橫渡大西洋,沿著南美洲西海岸航行。其後艦隊首次橫渡太平洋,途經菲律賓,歷經兩年終於抵達摩鹿加群島。1522年,在麥哲倫逝菲律賓的戰役衝突中逝世後,西班牙航海家胡安·塞巴斯提安·艾爾卡諾接續指揮維多利亞號返航,由完成探險隊的航程。探險隊在航行過程中面臨許多困境,包括以西班牙人為主的船員(包括艾爾卡諾本人)發起叛亂、面臨飢餓、感染壞血病、遭遇風暴、以及與原住民族交戰。
這次探險隊主要接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資助,因為根據《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前往摩鹿加群島的東行航線由葡萄牙帝國控制,因此西班牙希望能發現另一條前往摩鹿加群島的西行航線圖利。儘管這次探險確實找到一條航線,但比預期的時間更長、更艱鉅,因而沒有商業用途。但儘管如此,這次探險被視為是航海技術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且對歐洲認識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
早在1515年,葡萄牙貴族斐迪南·麥哲倫制定一項向西到達摩鹿加群島(香料群島)的計劃,其目的是開闢前往摩鹿加群島的貿易路線。1519年8月10日,探險隊自西班牙塞維亞出發,沿著瓜達幾維河抵達海邊。幾天後,船艦艦長們完成準備工作。9月20日,麥哲倫的船隊離開桑盧卡爾-德巴拉梅達,船隊向西南方移動,橫渡大西洋。其後船隊在海上度過大約三個月的時間,並登陸瓜納巴拉灣(後來在此建立里約熱內盧)。探險隊在陸上待了三個星期,便趁著南半球夏季,沿著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東海岸向南航行。
1520年4月1日,三艘船艦在巴塔哥尼亞發動叛亂,最後麥哲倫取得指揮權,而叛亂領導人遭到審判處決。同年5月,聖地牙哥號觸礁,35名倖存水手藉由陸路與船隊其他成員會合。1520年11月1日,儘管遭遇到暴風雨,四艘船隻進入新發現的狹窄海峽,並將其命名為「麥哲倫海峽」。由於發現原住民火地島人營地和頻繁的森林火災,位於海峽後方的島嶼被船長命名為「大火地島」。其後航海家埃斯特萬·戈麥斯打傷聖安東尼奧號的船長(麥哲倫侄子),並逕自指揮該船航行。隨後聖安東尼奧號拋棄其他船隻,在1521年3月返回西班牙。
11月28日,剩下的三艘船成功通過麥哲倫海峽,進入大洋。由於船隊在四個月的航行中,整片大洋水域並沒有發生任何風暴,麥哲倫將其命名「太平洋」。不過這時幾乎所有船員都患有壞血病,並且缺水缺糧。1521年2月13日,探險隊再次穿越赤道。3月6日,探險隊看到關島的山峰。隨後船隊完成首次橫渡太平洋,到達以前歐洲人所不知道的菲律賓群島。船隊隨後並在菲律賓暫時休息。但在4月27日,麥哲倫在麥克坦島的麥克坦戰役中遭到殺害。5月1日,大部分船隊的軍官在菲律賓遭到殺害。
由於船員減少,康塞普西翁號遭到探險隊遺棄並燒毀。其後探險隊繼續航行至其目標摩鹿加群島。這時探險隊只剩下兩艘船隻:旗艦特立尼達號、及船隊最小船隻維多利亞號。在貢薩洛·戈麥斯·德·埃斯皮諾薩指揮下,特立尼達號試圖穿越太平洋返西班牙,但由於遭遇風暴,在七個月後難以返回特爾納特島。在這期間,葡萄牙部隊俘虜剩餘的特立尼達號船員。其後在艱苦的勞動中,包括埃斯皮諾薩在內的四、五人倖存下來。
另一方面,胡安·塞巴斯提安·艾爾卡諾率領精疲力竭的維多利亞號船員,在1521年12月11日離開摩鹿加群島。其後船隊向西航行穿越印度洋,接著繞過好望角。其後探險隊沿著西非海岸向北航行,穿過葡萄牙帝國控制的水域。在停留維德角群島時,葡萄牙人逮捕維多利亞號13名船員。1522年9月6日,探險隊僅存的維多利亞號返回西班牙桑盧卡爾-德巴拉梅達,這時船上只有有18名倖存成員搭乘。同日,由於船況惡劣,該船被拖往上游的塞維亞。艾爾卡諾因而獲得徽章。
1523 年,皇家秘書馬克馬克西米蘭·特蘭西瓦拉斯首次發表有關這次探險的著作。同年,12名在維德角遭葡萄牙人俘虜的人返回西班牙。其後數十年,其他受困在摩鹿加群島的船員以葡萄牙人返回歐洲。儘管麥哲倫-艾爾卡諾探險隊損失多艘船隻和超過60%人員,其中只有聖安東尼奧號和維多利亞號順利返回西班牙,且只有後者是唯一一艘完成環球航行的船隻。但是船隊仍然順利回收所有費用,並在支付退休金和訴訟賠償後,甚至還取得小額的收益。
在所有士兵和水手中,只有35人完成環球航行的紀錄。其中胡安·塞巴斯提安·艾爾卡諾等18人搭乘維多利亞號返回西班牙,是第一批完成環球航行的人員。另外17人則是乘坐葡萄牙船隻抵達西班牙。整個航行因為安東尼奧·皮加費塔所留下的紀錄而廣為人知。儘管探險隊尋找前往香料群島之西行航線的主要目標已經實現,但是麥哲倫海峽並不適合航行。1529年,摩鹿加群島被割讓給葡萄牙王室,以此交換菲律賓。1580年,法蘭西斯·德瑞克再次進行環球航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负责领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工作,安理会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主席国代表团团长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自1946年成立以来,主席国每月轮换一次,负责协调安理会行动,决定政策争端,有时还充当外交官或冲突方之间的中间人。
安理會主席(1946–1949年):
安理會主席(1950–1954):
安理會主席(1955–1959年):
安理會主席(1960–1964:
安理會主席(1965–1969年):
安理會主席(1970–1974:
安理會主席(1975–1979年):
安理會主席(1980–1984:
安理會主席(1985–1989年):
安理會主席(1990–1994):
安理會主席(1995–1999年):
Presidents from 2000–2004:
纸是一种非编制薄片,传统上是由处理过的植物纤维和纺织纤维组合而成,主要用于书写、艺术创作和包装,通常呈白色。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後來这种技术傳播至古希腊等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和西亚。
地中海世界和哥伦布以前的美洲分别存在莎草纸和树皮纸这样的书写介质。羊皮纸則是一种兽皮经过复杂加工做成的书写材料,比纸更早,甚至可能早于莎草纸。13世纪的西班牙造纸厂利用水车改进造纸术。19世纪的欧洲繼以木浆大幅改进造纸技术,並為全世界接受。20世纪,随着塑料制品的出现,出现了一类“塑料纸”、含有塑料或金属的各类复合纸,以及注入或涂覆上不同材料的纸。这些材料赋予纸张不同的特性。
中国最早的造纸技术首见于西汉时期,後於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後宫官员蔡伦改良。8世纪,蔡伦所改良的造纸术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中東隨之改良,遂有用於造纸和造币的制浆厂和造纸厂。
英语的“纸”(paper)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papyrus,是一种名为塞浦路斯纸莎草的植物。莎草纸是一种由纸莎草的茎制作的书写材料,厚度大、与纸类似,為古埃及和地中海社会用于书写
莎草纸的制备方法:将纸莎草的内茎切成小长条,并列排放成一层,随后在上面放置第二层,两层相互垂直,接着将两层一起捶打直至成片。这样做出来的材料非常坚固,但表面不平整,条纹边缘尤甚。当用于卷轴中时,一次又一次的卷起和展开会导致条纹沿着垂直线再次分开。在许多古代莎草纸文件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裂痕。
纸与莎草纸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压制之前,植物材料首先经过浸渍或崩裂而分解,以便制成更均匀的表面,并且材料内部不會易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破裂。
纸的考古证据則更早于史书所记载的西汉时代,故无法推断出纸张的确切发明日期或发明者。中国现存最早的纸张碎片是在甘肃省的放马滩出土的,可能是一张地图的一部分,當可追溯至公元前179-前141年的西漢。在敦煌和玉门关亦分别发现公元前65年和公元前8年的纸张碎片。
史料记载蔡伦发明纸的时间为公元105年,比考古证据晚了数百年。蔡氏所改良之处在于使用桑树皮和其他韧皮纤维与渔网、破布、麻头等材料,大幅降低造纸的成本,而在此之前,造纸也曾使用破布。
在商朝(公元前1600-前1050年)和周朝(公元前1050-前256年),通常使用甲骨或竹简书写,非常沉重、笨拙,且难以运输。丝绸作为一种轻质材料,有时用於书写,但通常价格昂貴而无法廣泛使用。史书记载,汉代宫廷官员蔡伦(约公元50-121年)于公元105年改善以往使用破布或其他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2006年,中国西北部甘肃省放马滩发现了写有汉字的纸,这说明纸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在中国使用,蔡伦的贡献是系统性地改进了造纸术,规范造纸技术的流程。
《二十四史》有:
生产流程的第一步可能是在水中捣碎破棉布,随后将产生的纤维收集在帘子上。桑树的树皮尤为珍贵,汉代后期则使用檀木的树皮来生产高质量的纸张。东晋时期则使用杀虫染料处理过的竹子制成竹帘来造纸。在宋代,印刷术普及之后,对纸张的需求量大幅增长。1101年,有150万张纸被送至都城。
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的考古证据表明,纸最早的用途之一是填充和包裹精美的青铜镜。该时期的史书也提到,纸作为填充物有著保护物件與使用者本身的双重作用。保护使用者是因为物件上或許沾有毒药。公元3世纪,纸已廣泛用于书写,此外亦用于包覆與其他用途。大约在六世纪末,中国开始在如廁後使用衛生紙。589年,顏之推(531-591)写道:“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一位访问中国的阿拉伯旅行者在851年记录下了中国的厕纸传统,写道:“……[中国人]便后不用水洗;他们只用纸擦拭自己。”
唐朝(618–907)年间,人们将纸折叠并缝成方形小袋,以保持茶的味道。同一时期,有史料提到,放茶的篮子里,装有彩色纸杯和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餐巾纸。宋朝(960-1279年)政府生产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请参阅交子和会子),纸币被装入纸质信封内以赠予政府官员。
蒂莫西·休·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认为,纸张在中国早期书面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政治上支离破碎,但强有力的阅读文化似乎在纸张发明后迅速发展。”的确,纸张的引入对书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人们不必再小段小段地运输书籍,而是可以一次运输整本书;一本书可直接用手携带,而不需要动用大型马车。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文学作品的私人收藏显著增加。
5世纪初,文字作品在中国南方似乎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一些私人藏书可多达几千卷;而中国北部整个皇宫的藏书可能总共只有几千卷。6世纪初,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学者都能够在书评中引用400多种不同的文献。7世纪的一小段汇编文本引用了1400多部作品。
6世纪末的一位皇家图书馆长谈到,拥有并熟悉几百卷书才会被社会视为有教养之人。
根据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的说法,中国纸张兴起的一个结果是“其书籍生产开始迅速超过地中海世界”。唐朝时中国在书籍生产方面领先全世界。此外,唐代和宋代后期雕版印刷的逐渐普及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先地位。
尽管纸作为书写材料给中国带来了优势,但到了9世纪,纸在中东的传播和发展已经缩小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在9世纪至12世纪初,开罗、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超过了中国的藏书,并使欧洲的藏书相形见绌。从约1500年开始,南欧的造纸和印刷业的成熟也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威尼斯人多米尼科·格里玛尼的收藏在1523年去世时已达到15,000册。1600年以后,欧洲的藏书量已完全超过了中国。1649年,奥古斯塔图书馆的藏书量达到60,000册,1666年激增至120,000。1720年代,国王图书馆藏书80,000册,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40,000册。1700年后,北美的图书馆也开始超过中国,到18世纪末,托马斯·杰斐逊的私人藏书达到6,487卷。欧洲的优势在19世纪进一步增加,欧洲和美洲的国家收藏超过了100万册,而一些私人收藏(例如阿克顿勋爵)达到了70,000册。
纸成为了中国三大艺术的核心元素——诗歌、绘画和书法。后来,纸与笔、墨、砚一起构成了“门房四宝”。
纸的生产和使用从起源地向外快速传播。现在已明确的是,到公元150年敦煌已开始使用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楼兰古国则是公元200年,吐鲁番地区399年。同时,在280年至61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纸被引入日本。
纸在3世纪传播至越南,在4世纪传播到朝鲜半岛,并在5世纪传播到日本。朝鲜的纸以光滑的白色而闻名,尤以绘画和书法而著称,通常作为贡品献给中国。朝鲜人可能早在5世纪就将纸传至日本,但佛教僧侣昙征610年东渡日本经常被认为是日本造纸的正式开端。
八世纪,纸张已在中亚使用,但其来源尚不清楚。根据11世纪的历史学家Al-Tha'alibi的说法,在751年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囚犯将造纸技术传到了撒马尔罕。但同时代的阿拉伯史料没有记录这场战役。后来返回中国的一名俘虏提到,被俘的囚犯中有织布工、画家、金匠和银匠,但没有造纸工。10世纪的巴格达作家纳迪姆曾记录中国匠人在呼罗珊地区造纸:
研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伊斯兰与亚洲艺术学者乔纳森·布鲁姆(Jonathan Bloom)认为,怛罗斯之战的俘虏与中亚引进纸张之间的联系“不太可能是事实”。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751年以前的数十年,撒马尔罕已经知道并使用过纸。在彭吉肯特附近发现的七十六份粟特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文献,时间可能早于穆斯林对河中地区的征服。布鲁姆认为,考虑到中国和中亚造纸技术和材料的差异,中国将纸张直接引入中亚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历史隐喻。中国纸主要由韧皮纤维制成,而伊斯兰世界的纸主要由碎布等废料制成。中亚的造纸术可能是来自伊斯兰时代之前,可能受到了中国和中亚的佛教商人和和尚的推动。公元八世纪后,在伊斯兰文明的推动下,纸和造纸术传播到中东,几个世纪后从中东到达欧洲,随后传至其他地方。时至今日,英语依然使用ream一词作为纸张的计数单位,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rizma(一捆),这是纸从中东传播至欧洲的见证。
8世纪,纸开始取代羊皮纸,成为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行政用的主要书写材料。根据著名的穆斯林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说法,羊皮纸很稀有,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通信数量大大增加,这导致阿拔斯帝国的大维齐尔法德尔·伊本·叶海亚出台了一项命令,要求制造纸张来替代羊皮纸。
各地开始造纸的时间分别为: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6世纪、撒马尔罕751年、巴格达793年、埃及900年、摩洛哥的非斯1100年左右、叙利亚(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和安达卢西亚约12世纪、波斯13—14世纪(馬拉蓋13世纪、伊斯法罕14世纪、加兹温和克尔曼)、印度道拉特·阿巴德16世纪。10世纪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撰写波斯地理书籍《世界境域志》是已知的最早提及撒馬爾罕造纸业的手稿。作者提到,这座城市以造纸而闻名,这里生产的纸作为一种高质量产品出口到许多其他城市。即使造纸在其他伊斯兰地区传播开来,撒馬爾罕依然在几个世纪里维持了作为造纸中心的地位。例如,据说埃及的一些官员更喜欢向撒马尔罕订购所需的纸张,这些纸张从撒马尔罕跨越半个亚洲一路运送到埃及。
在巴格达,纸张生产被分配到某些特定的街区;而在集市上,纸商拥有自己的专属区域,被称为“纸张市场”(Suq al-Warraqin),这是一条林立着100多家纸店和书店的街道。
伊斯兰世界纸张供应急速增加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公共和私人图书馆以及插图图书的扩张。然而,在缺乏先进机械设备的条件下,造纸在原材料和劳力等方面需要巨大投入,因而纸在当时仍被视为昂贵之物。例如,苏丹曾答应赠与波斯书法家伊本·巴瓦卜珍贵的衣物,作为其衷心服务的回报,当苏丹推迟交付已承诺的衣物时,他提议将礼物改为苏丹的图书馆中收藏的纸张。还有一个例子,巴格达的一名官员Ibn Al-Forat热情好客,表现为他乐意向访客慷慨地赠送纸张。
伊斯兰世界生产和使用的纸张有一系列不同的类型,其特性与产地各异。纸张种类依以下几个标准来命名:
韧皮(火麻和亚麻 )、棉花、旧碎布、绳索是生产纸浆的主要原材料。有时也会将以上材料混合起来生产纸浆,例如棉花和火麻混合、或者火麻和亚麻混合。一些文献还提到了其他不常见的材料,例如无花果树皮。
可惜,提及造纸方法、步骤和相关设备的史料非常少。但一本波斯插图书使用图画介绍了造纸的步骤以及传统工艺所使用的设备,这一纪录与现存的描述造纸流程的文献惊人地一致。该图画分别描绘了造纸的两个主要阶段:
13世纪的一份极有价值的手稿也详细阐述了造纸过程。该手稿解释了造出高质量纸张的一系列步骤。这本手稿由al-Mukhtara'fî funûn min al-ṣunan书写,献给拉苏里王朝的也门统治者al-Malik al-Muẓaffar,讲述造纸工业的章节名为al-kâghad al-baladî(本地纸),原材料为无花果树皮,需经过多次浸泡、打浆和干燥的循环。整个流程持续12天,可生产100张高质量纸张。在制浆阶段,打浆后的纤维转变为不同大小的立方体,随后它们被用作标准参考物来生产一定数量的纸张,其尺寸由三种水果确定:柠檬、橙子和红橘。此过程的摘要版如下,每个操作重复若干次。
近东地区纸张的主要特点是使用不同来源的淀粉进行上浆,例如大米、katira、小麦和白高粱,其中最常使用的是大米和白高粱。通常将纸放置于坚硬的表面上,使用一种名为mohreh的装置将淀粉在纸上摩擦,直至其闪闪发亮。
繁琐的造纸过程逐渐得到改进,可批量生产纸张的机械设备也应运而生。在巴格达诞生了一种生产厚度更大的纸的方法,这促进了造纸从艺术向工业的转变。用于制备纸浆的水力驱动制浆厂或许可追溯到8世纪的撒马尔罕。在794-795年间,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已出现了使用人力/动物驱动的造纸厂(但不要将其与后来的水力造纸厂相混淆,请参见下面的造纸厂部分)。穆斯林还在造纸工艺中引入了(人力或动物驱动的)跳锤的使用,替代了传统的中国研杵法。相应地,中国后来也在造纸中采用了跳锤。历史上,跳锤往往由水车驱动,实际上中国早在公元前40年,甚至在周朝(公元前1050—前221年),就已使用跳锤,但将其用于造纸则是在伊斯兰世界以后。
除了规模大、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纸张制造厂之外,中小型制造厂则拥有劳动密集型的造纸工艺。
9世纪,纸张已在穆斯林世界普及,但对于重要的作品(如《古兰经》复制品),牛皮纸仍是首选。 书籍制作和装订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穆斯林国家,人们用丝绸缝制,并用皮革覆盖的纸板装订,使书籍更为轻巧;他们还用封皮把不使用的书包起来。由于纸张不太容易受潮,因而不需要厚纸板。12世纪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有一条街道名为Kutubiyyin(“售书者”),那里有100多家书店。
1035年,一位在开罗游访当地市场的波斯游客发现,蔬菜、香料和五金制品被出售时用纸包好供顾客使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大马士革的造纸业被战争中断,但另外两个造纸中心继续生产纸张。埃及继续生产较厚的纸张,而伊朗成为较薄纸张的生产中心。造纸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并从那里进一步向西扩散到欧洲 。造纸业由阿拉伯商人在13世纪引入印度,随后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书写材料。
印度次大陸使用纸的证据最早出现在7世纪下半叶。七、八世纪的中国佛教徒朝圣回忆录以及一些印度佛教徒都曾提到了纸,印度佛教徒称其为Kakali或Saya,后者可能是印度对汉语“纸”Zhǐ的音译。唐代高僧义净写道,印度的禅师和教友会祭拜印在丝绸或纸上的佛像。义净在游记里还写道,印度人用纸做帽子、加固雨伞,并将纸用于净身。玄奘提到他于公元644年将520份手稿从印度运回中国,但尚不清楚其中是否有纸。
在中世纪的印度大部分地区,桦树皮和经过特殊处理的棕榈叶仍然是文学作品的首选书写材料。发现的最早的梵文纸质手稿是克什米尔的《百道梵书》(英语:Shatapatha Brahmana),可追溯至1089年,而古吉拉特邦最早的梵文纸质手稿则可追溯至1180—1224年间。在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的耆那教寺庙中发现了一些最古老的纸质手稿,可追溯到约12世纪。根据与贸易有关的历史档案(例如在中东的犹太会堂中发现的“开罗热尼扎”),11世纪,移居印度的犹太商人(例如来自突尼斯的本·伊尤)向古吉拉特邦、马拉巴尔海岸和其他印度港口进口了大量纸张,以抵消他们从印度出口的商品。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伊尔凡·哈比卜的说法,有理由认为,伴随着阿拉伯人在信德地区(今为巴基斯坦南部的一部分)的统治,造纸术在11世纪之前已到达信德。在毁于1030年左右的曼苏拉城遗址中,发现了阿拉伯语手稿残片,这证实了纸在信德的使用13世纪德里苏丹国的苏菲派学者阿米尔·库斯洛曾于1289年提及造纸工艺的流程。
15世纪,明朝航海家马欢描述了孟加拉地区由树皮制成的纸,并称赞其纸张像鹿皮一样光滑。使用树皮作为造纸原料表明,印度东部地区的造纸业可能直接来自中国,而不是来自西亚或中亚民族征服后形成的诸苏丹国。造纸术很可能是在7世纪中叶左右从中国通过西藏和尼泊尔到达印度的,当时佛教僧侣在西藏和印度的佛教中心之间畅通无阻地旅行,交流思想,交换商品。中国的一些寺庙(如敦煌)采用印度貝葉經的装订方法来制作经书,即是两个地区间文化交流的明证。西藏寺庙中幸存的早期经书里,大部分都是印度手稿装订的中国纸制成。此外,通过分析这些历史手稿的木制封面而证实,它是由印度本土而非西藏的热带木材制成的。
在欧洲,已知最古老的纸质文件是11世纪摩尔阿拉伯人的西罗斯弥撒经书,使用的纸张可能是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地区生产的。其纤维来源是火麻和亚麻。哈蒂瓦有伊比利亚半岛第一家有记录的造纸厂(1056年)。造纸业于1085年从托莱多进入欧洲,并于1150年在哈蒂瓦驻扎下来。法国在1190年已拥有了一家造纸厂,意大利法布里亚诺(1276年)、特雷維索(1340年)还有意大利北部其他城镇逐渐有了造纸厂。然后造纸术进一步向北扩散,有证据表明,1348年的法国特鲁瓦、1340–1350年的荷兰、1320年的德国美因茨、1390年乌尔曼·斯特默在纽伦堡建立的工厂等等,都在生产纸。这恰好也是木刻从织物转移到纸张的时代。1432年,瑞士有了一家造纸厂,而约翰·泰特于1490年在哈特福附近建立了英格兰的第一家造纸厂。但英国第一家在商业取得上成功的造纸厂则要等到1588年约翰·斯皮尔曼在肯特郡的达特福德附近建立造纸厂。在此期间,造纸业在1491年传播至波兰、在1498年至奥地利、在1576年至俄罗斯、在1586年至尼德兰、在1596年至丹麦、在1612年至瑞典。
定居在意大利费拉拉省博尔戈·萨拉塞诺镇的阿拉伯俘虏向法布里亚诺的手工艺者介绍了手工造纸术。那时这一地区以羊毛编织和布料制造而闻名。法布里亚诺造纸者将手工制作纸张的过程视为一种艺术,并得以改进工艺,使其能成功地与羊皮纸竞争,羊皮纸是当时主要的书写工具。他们开发出了冲压锤的技术,以减少制浆所需的碎布用量,通过动物胶给纸上浆,并在纸张成形过程中产生水印。法布里亚诺人用于给纸上浆的胶水是通过煮沸动物皮肤获得的;有人认为该工艺是当地制革商推荐的。法布里亚诺人制作的第一个欧洲水印,是将金属丝覆盖在使纸张成形的模具上而得到的。
他们还改装了造纸厂的水车,以驱动每个槽中的三个木锤,通过固定在由大树干制成的水车轴上的凸轮将锤头抬起。
在美洲,考古证据表明,玛雅人在公元5世纪之前使用了和纸类似的树皮书写材料,它被称为amatl或amate,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一直在中美洲中广泛使用。最早的树皮纸样品出土于墨西哥马格达莱纳市附近的Huitzilapa,属于西墨西哥的水井坟冢文化,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5年。
和莎草纸相比,树皮纸更类似于纸。将树皮材料浸泡在水中,或用现代方法煮沸,使其分解成纤维团;然后将其放在框架中压成薄片。这是一种真正的纸产品,因其材料被加工后不再是原始形式;树皮纸的纤维比现代纸使用的纤维大得多。因此,树皮纸的表面比现代纸更为粗糙,并且随着长度不一的纤维收缩,树皮纸可能会干燥并变成凹凸不平的薄片。
欧洲造纸工艺先是在1575年传播至墨西哥,然后在1690年传播至费城。
美国造纸业始于169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第一名印刷商威廉·布拉德佛德的帮助下,威廉·雷腾豪斯在费城兴建了英屬美洲第一家造纸厂。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它都是北美殖民地唯一的造纸厂;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座城市一直是造纸业和出版业的中心。最初的造纸厂仅生产棉纸,棉布通常从欧洲进口。然而,到19世纪中叶,亚硫酸盐工艺已开始在其他地区普及,木浆也更容易获得。188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纸制品生产国。十九世纪末期,尽管费城所在的特拉华河谷仍然是纸张生产和书籍出版的重要地区,但费城的地位已被使用新工艺的地区所取代,这些新工艺更多地利用水力驱动以及木浆。
最早的造纸厂集中在新英格兰和纽约上州,后者成为了大型造纸公司國際紙業的总部所在地,国际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纸浆和造纸公司,在2017年占据20%的市场份额,在产业转移至加拿大之前,该公司最高峰的1898年曾生产整个北美大陆新闻用纸的60%以上。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是新英格兰乃至全世界造纸城市中的佼佼者,曾一度生产美国80%的书写纸,并曾是美国书写纸公司总部所在地,该公司在1920年是全球最大的精致纸生产商,1885年,霍利奥克市每日生产190吨纸,是费城的两倍以上,时至今日仍然被称为“纸都”。很快,这座城市成为了造纸机械和涡轮技术的枢纽,这里拥有19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造纸厂以及19世纪美国最大的造纸工程公司D.H. & A.B.陶尔,陶尔两兄弟及其助手的造纸厂设计业务遍布五大洲在美国,陶尔公司支撑了伯克希尔地区(马萨诸塞州西部和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造纸业发展,为克莱恩公司制造了用于生产美元钞票的工厂,还为威斯康星州的金百利克拉克公司引入了第一家亚硫酸盐工厂,使该公司成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第一家采用该工艺的造纸厂,从而得以利用广阔的森林资源。
制浆和造纸工业在其他地区继续发展,包括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州的迈阿密谷(形成了代顿、汉密尔顿和辛辛那提等造纸中心),以及德克萨斯州和乔治亚州等南部地区,驻扎于乔治亚州的乔治亚太平洋公司和西岩公司分别是今天美国第二大和第三大造纸商。威斯康星州的造纸业屹立不倒,至2019年,它拥有34家造纸类企业,远远多于其他州。虽然只有较小的专业制造商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英格兰,但纽约保留了28家工厂,其次是乔治亚州的20家,密歇根州的17家和阿拉巴马州的16家。
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很早就使用人力和动物驱动的造纸厂。然而,直到11世纪,似乎都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地区使用水力驱动的造纸厂。学者注意到在794-795年间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可能有使用人类/动物驱动的造纸厂。有证据表明,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如伊朗、叙利亚(哈马和大马士革)和北非(埃及和的黎波里),水力驱动被广泛运用于亚麻和布料的纸浆生产。
唐纳德·希尔注意到11世纪波斯学者阿布·雷汉·比鲁尼在作品中可能提及了撒馬爾罕的水力造纸厂,但他认为这段话太简短了,无法使我们确定他所指的就是水力造纸厂。而哈莱维将此视为撒马尔罕首次在造纸中利用水力的证据,但同时他指出,尚不清楚同时代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是否将水力应用于造纸。伯恩斯则持怀疑态度,因为只有一份孤立的史料,而且13世纪前伊斯兰造纸普遍使用人力劳动。
有明确证据的水力造纸厂可追溯至1282年的西班牙阿拉贡王国。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彼得三世一项法令要求在哈蒂瓦的造纸中心建立皇家水磨。王室提出的这项创新是由哈蒂瓦摩尔人区的穆德哈尔人实施的,尽管它似乎遭到了当地穆斯林造纸社区的一些不满;该法令保证他们有权通过手动打浆来继续传统的造纸方式,并给予他们免于在新工厂工作的权利。造纸厂在13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开始快速增多,使得纸张价格降至羊皮纸的六分之一,随后进一步下降。造纸厂一个世纪后到达德国。
1390年, 乌尔曼·斯特默在纽伦堡建立了阿尔卑斯以北的第一家造纸厂。该事件在插图丰富的《纽伦堡编年史》中得到了描述。从14世纪中叶开始,欧洲造纸业在许多工业流程上都取得了快速改进。
在造纸技术工业化之前,最常见的纤维来源是废弃的纺织品(即碎布)中的再生纤维。这些碎布来自火麻、亚麻和棉花。1774年,德国法学家Justus Claproth发明了一种从再生纸中去除印刷油墨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称为脱墨。直到1843年木浆的引入,造纸才不再依赖碎布材料。
尽管比牛皮纸便宜,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纸张价格一直都较高,至少以书本计价非常昂贵。这一局面直到19世纪蒸汽驱动的造纸机问世才被改变,该机器可以用木浆制作纤维。尽管此前有更早的机器,但富尔德里尼耶造纸机已成为大多数现代造纸的基础。来自法国埃松的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于1799年获得了一项连续制纸机的专利。当时他与勒日尔·迪铎共事,两人为该发明的所有权而发生争吵。迪铎派他的姐夫约翰·甘布尔会见了同意资助该项目的伦敦文具商西利和富尔德里尼耶。甘布尔于1801年10月20日获得了英国专利。在一位熟练能干的机械师布莱恩·唐金的帮助下,赫特福德郡的弗洛格莫尔造纸厂于1803年安装了罗伯特原版机器的改良版,随后在1804年又安装了另一台。富尔德里尼耶在自己的工厂安装了第三台机器。富尔德里尼耶还购买了聖尼奧特斯的一家纸厂,打算在那里安装两台机器。与此同时,工艺和机器也在不断发展。
然而,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使用木材进行的实验未能得到任何实际结果。1800年,马蒂亚斯·库伯斯(英国伦敦)进一步研究了用木头造纸的想法。1801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一本题为《用于描述事件和传达思想的物质的历史记载——从早期到纸张的发明》的书。他的书是使用刨花制成的纸印刷的,没有使用纸浆法制成的书页。他从皇室那里获得了财政支持,来制造自己的印刷机、获取开展印刷业务所需的材料和基础设施。但他的事业非常短暂。在他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印刷书籍(他自己写并印刷的这本书)出版仅几年之后,他便破产了。这本书制作得非常好,坚固且外观精美,但成本很高。
接着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来自两个不同大陆的两个人接过了大旗,但他们选择了全新的方式。弗里德里希·哥特洛布·凯勒和查尔斯·费内蒂都使用木材开始实验,但使用的造纸技术相同。他们没有采用碎布制作纸浆,而是想到了用木材制浆。1844年中期,他们大致在同一时间宣布了自己的发现。他们发明的机器可以从木材中提取纤维(就像用碎布一样),然后从中制成纸。查尔斯·费内蒂还漂白了纸浆,使纸张呈白色。这两人的创新开启了造纸的新纪元。到19世纪末,西方世界几乎所有打印机都使用木材代替碎布来造纸。
木制实用纸与同时代实用钢笔和批量生产铅笔的发明相结合,再加上蒸汽驱动轮转印刷机的出现,在19世纪工业国家里引起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随着廉价纸张的引入,到1900年,教科书、小说、非小说和报纸逐渐普及。廉价的木质纸还意味着保留个人日记或写信成为可能,因此到1850年,文员或作家不再是地位很高的工作。
最初的木浆纸由于明矾的使用而呈酸性,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容易通过缓慢氧化过程逐渐分解,用更昂贵的碎布纸写的文件则更为稳定。大众市场的平装书仍然使用这些较便宜的机械纸,而图书出版商现在可以使用无酸纸来售卖精裝書和平裝書。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葡萄牙語:Faculdade de Letras,英語: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為澳門大學下設的其中一所學院,專為提供人文學科相關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課程及證書培訓課程,除了就語言、文學、人文及歷史文化等範疇提供高等教育,同時就以上範疇進行研究。
1981年,黃景強博士、胡百熙律師和吳毓璘博士創辦了澳門首間現代大學 ─ 私立東亞大學,也就是澳門大學的前身。首任校長為薛壽生教授,其根據英式教育制度,開設有「本科學院」、「研究生院」及「公開學院」,均下設院系學院「文學院」,當中所開辦的部分課程現今仍設置於今日的「澳門大學人文學院」。
而在創校初期,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出任了講座教授,協助研究院於1984年創辦中國文史學部,並親任該學部主任、中文系創系教授,奠定了澳門大學中文學科紮實的學術和研究基礎,同時開創了澳門史及澳門學的研究工作,為澳大對澳門歷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87年,澳葡政府開始籌備將私立東亞大學轉為公立大學,以配合澳門政權移交過渡期的人力資源需求。1988年,澳葡政府通過澳門基金會收購原「私立東亞大學」並進行重組,將原「本科學院」的人文學科相關課程撥歸至新設立的「文學院」。而「公開學院」及「研究院」保留部分課程後,則改制為「東亞公開學院」(今澳門城市大學)。
1991年9月,根據九月十六日第50/91/M號法令,澳葡政府將「東亞大學」更名「澳門大學」,並在次年二月頒佈二月三日第25/92/M號訓令通過《澳門大學章程》,同時把「文學院」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院」的社會科學學科課程重組,成立「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
1993年,澳門大學為保持回歸後之中葡關係教育,在學術和科學、互利互信基礎上的認識空間,並肩負着對葡萄牙的語言、文化、社會和歷史研究和教學使命,決定成立「葡文學院」,以作為遠東地區一個培養和研究葡語系國家的文化、歷史和社會的巨大中心,並同時加強葡方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歷史和社會的研究。
1996年,澳門大學為推動國文教育,以及定立回歸前後的中文語言教學基礎,將中文學科撥歸至新設立的「中文學院」。目的為語言教學能夠從課程中,拓展至學系的進一步語言才能培養,以及隨着社會趨勢發展開辦語言學科的教學活動,藉此加強澳門高等教育於回歸後對中華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基礎。
千禧年間,澳門大學對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所教授的課程,作出了視為適當之必要調整。先後將大學原獨立學術部門「中文學院」及「葡文學院」的課程,逐漸拼入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之「中文系」及「葡文系」。
2013年,澳門大學校董會根據經第14/2006號行政命令核准的《澳門大學章程》第十八條第一款(十一)項之規定,於會議決議修改《澳門大學組織架構規章》,修訂原「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將其拆分為「人文學院」及「社會科學學院」兩個獨立學術部門,以便學者更專注地分別研究及發展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學科。
2019年,澳門大學教務委員會決議將歷史系從原先隸屬的社會科學學院轉至人文學院。歷史系部門連同課程一拼交由人文學院繼續開辦及負責,而課程內容則依據現行學術與教學編排和學習計劃。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於現時由八個學系組成,包括中國語言文學、英語研究、歷史學、翻譯學、哲學與宗教學、葡文語言文學、日本研究,以及藝術與設計等。澳大人文學院旨在立足澳門、融入灣區、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矢志成為一個有特色高水平的人才培養重鎮和學術研究中心,推動和引領人文領域相關學科的發展。
澳大人文學院跟隨澳門特區高等教育機制設立,採取突出特色、發揮優勢、構建高峰和加強合作的研究方針,重點支持既具澳門特色,符合澳門和國家所需,又順應國際發展潮流的學科方向。為此,人文學院建立了中國歷史文化中心、語言學研究中心、中葡雙語教學暨培訓中心、翻譯傳譯認知研究中心、孔子學院、南國人文研究中心、葡亞研究中心等多個研所及中心以提供平台予矢志從事有關研究的學者及人士。
同時,學院亦應學習需求,為學員提供表演戲劇或戲劇片段的舞台,設立了黑盒劇場。繼而引入先進科技設備的場所,先後創建同聲傳譯訓練室、語言學實驗室、語言測評研討室、語言實驗室、智慧教室、英語寫作及英語諮詢中心等不同類型的教研設施,引入最新Sanako語言教學系統,配備了多媒體設備以及隔音傳譯室等,於訓練室中可以舉行一系列模擬會議,讓學生全面體驗會議傳譯的環境,又給予系統分析不同的語言數據,探索語言內部特徵、語言之間的關係以及語言與社會的相互聯繫。
現時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共設有八個學系,下列為各學系名稱及其課程特色:
中國國畫、西方繪畫、數碼與新媒體、創作理論
中國文學研究、漢語語言學、中國文化研究、漢語新文學研究
英語文學研究、英語語言學、翻譯研究、第二語言習得
澳門史、海洋史、區域史、藝術史
日語通用技能系統培訓、商務日語、日本文化、漢日句式對比研究
葡語國家文化、葡語語言學、翻譯研究、跨文化研究
比較哲學、宗教哲學、社會和政治思想、心靈和認知哲學
學生英語輔助、英語互動協作、英文能力培訓、創意寫作及學習平台
下列為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現時提供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及副修課程名稱:
哲學碩士 Master of Philosophy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藝術碩士 Master of Fine Arts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下列為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設立的附屬研究所及研究中心名稱及概要:
已列入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並將列入文化部傳播和推廣中華文化的“50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系統的文學理論與批評重點基地。主要從事中國歷史文化專題研究與跨學科研究,舉辦中國歷史文化論壇研討會,包括國際級與區域性學術會議。實施“名師名校計劃”和中國歷史文化推廣基地;組織中國歷史文化專題考察,並協助舉辦各種面向中、小學教師的培訓課程,促進並組織澳門及跨地區的中國歷史文化交流活動;編輯出版《中國文化論叢》刊物和《澳門少年報》,並參與審校中國歷史文化輔助教材以及中國文化達標工程讀物。
原稱「中國文化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e),於2012 年 1 月正式改組並更名爲「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從多年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工作和豐厚學術積累的基礎上,以立足澳門、矚目世界人文學術、配合澳大的國際化發展方向為目標,透過出版學術刊物、編輯叢書、規劃並承擔學術課題、舉辦專題研討會及學術講座,以澳大的文史哲資源爲依托,促進人文社科各個領域的互動與合作,推動人文學術研究,兼顧澳門文化發展。著有《南國人文學刊》和「南國人文講堂」,同時將籌劃的「南國人文叢書」形成一個極富特色的學術系列品牌。
澳門大學於2017年獲得國家漢辦支持建立孔子學院,以響應“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於將澳門建設成為面向世界各國尤其是葡語國家的中國語言文化教育國際平臺,於2018年第一季度正式開始運作。利用澳門以中華文化為主、多元文化並存的資源優勢,面向葡語國家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推動國際漢語及文化教學、師資培訓、學術研究與交流,研發網路教學資源,促進國際間跨語言、跨文化的學術交流與教育合作。
成立於2022年1月12日,是為推動語言學及相關學科的研究與教學設立的跨語種多學科研究中心,同時為跨學院建設、跨學科融合的學術研究平台。致力於整合澳門大學現有的語言學研究資源,推動包括學術刊物和學術叢書在內的跨語種學術發表與學術出版,引領語言學及相關學科的未來發展,提升語言學研究與語言學教學的素質和水平,擴大澳大語言學學科在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度與影響力。
旨在關注語言學、歷史文化以及翻譯領域的研究,特別是與葡萄牙語在亞洲的語言和文化存在意義相關的研究,目的是針對有興趣的研究人員、本科生及碩士生提供諸多機會,積極參與各類研究項目。
旨在與葡語國家在教師培訓方面建立聯繫,重點培養中葡雙語人才;與中國內地和葡語國家合作,共同開展葡語教學和中葡文化領域的研究;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跨文化交流等。
旨在提供一個平台,用於促進和開展原創性一線研究,在需要時組織和管理更優質的專業和培訓服務,並促進更廣泛的區域和國際協作與合作。
澳門大學學生會人文學院學生會(葡萄牙語: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英語: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Union),簡稱「澳大人文學院學生會(FAHSA)」,乃澳門大學學生會轄下的學生組織,受總會理事會監督行政及財政,受總會常務委員會監督選舉及規章的行政自治組織。宗旨是以人為本、服務社區,共建美好校園生活,藉此使學生得到全人發展,回饋社會。致力為學生提供社區服務機會及舉辦校園活動,以幫助學生融入校園、服務社會、關心時事並且發展個人才能。該會成員均為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學生,服務對象則為到人文學院上課的所有澳大學生,以提升澳大學生之人文精神及學生之間的交流為己任。
過去曾舉辦的特色活動:
目的主要為迎新,讓參與者透過遊戲和互動,認識學院及新朋友,主題每年不同
透過真人遊戲體驗,跟隨時代社會的流行和趨勢,進一步認識校園和朋友
彷效文學獎,希望學生展現文筆的同時,能透過詩歌抒發生活大小事
主題為Cosplay,配以如狼人殺桌遊、競猜、DIY工作坊等活動,慶祝學期之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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